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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孟頫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代表性人物,是“博学多闻、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元仁宗语)的文坛宗师。同时,赵孟頫将其艺术主张付诸书画实践,成为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赵孟頫一生留下了大量书札,解读其书写背景、内容,寻绎其书写规则习惯,研究其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与艺术修养,具有重要的历史及文献价值。但因为这些书札往往施于家人、朋友之间,用词简略,亦因时代之别,故其书札中所言及史实与用典,不免晦涩难懂,所以对这些书札进行精确考订、明辨源流,准确还原其历史事实,完整把握其文化内涵,于文化史、书法史研究而言具有补益之功。

赵孟頫早期书札考
(节选)


王连起

赵孟頫的书法,包括墨迹和刻本,在历代大书法家中传世是比较多的。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书札。其实古人讲的法帖,基本上也是指此。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宋代《淳化阁帖》所收的王羲之法帖,基本上都是书札,所以欧阳修云:“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迅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这些都能从赵孟頫书札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明清一些论书法家者,即便是对赵书有微词的,也不能不承认赵氏书札的艺术成就。

我在《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一文中,曾将赵孟頫书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早年书最少,因此壮年时亦包括在了早年,时间定在他45岁之前。这一时期的赵书,尚处在遍学前贤、锻造自己的时期,其师承极为丰富,受锺繇“三体”影响,书法各体面貌都有区别,艺术风格还没有完全定型,加之传世作品不多,因而对此时的赵书,人们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模糊。比如,一位先生为反驳那些认为赵书流滑软媚的论调,便说那是他早年的毛病,中年以后便不如此了。实际上赵孟頫早年师法魏晋以至六朝北碑,从锺繇到沈馥,不仅不轻浮,甚至有些过分重拙,当然行草学智永后专注二王,尚属轻灵一派,但绝没有轻飘浮滑者。另外就是赵孟頫的早年思想问题。当一个人处在改朝换代或社会动荡时期时,人们的思想往往有很大的矛盾,有着多方面的倾向波动,而随着现实形势的改变,其思想状况也会出现相对的稳定。后人评论,如没有对不同时期的清楚了解,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倾向,所谓的元史专家亦不能免。具体到宋宗室出身而仕元的赵孟頫更是如此。

所以,这一时期的书札,在这方面历史的、文献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即古代书札如欧阳修所言,往往施于家人、朋友之间,极为简略,言及之事,相互明了,而后人不易完全清楚,称谓也是时代有异,尤其是其中的史实和用典,不懂或不明了就会闹笑话,所以要做精确的考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现存世赵氏书札早期墨迹有十余件。原本要综合考订,但考虑到篇幅,这里只讲两通。本人学识俱浅,谬误之处望识者教之。

元 赵孟頫 行书致季宗元札 私人藏

1995年,我曾在《书法丛刊》第43期发表过一篇文章——《赵孟頫与季宗源札考》。当时写这篇文章,一是判断此札的书写年代,二是指出帖后明人题跋的谬误,三是纠正今人对此札称谓、内容、书写时间解读的错误。除上述几点外,就是对此札的上款即收信人的名字季宗源表示质疑。此札前缺四行半,现在的前四行帖中有小字称“以上四行,明嘉靖年间按家乘填补”。季氏后人按家乘补,称他们的五世祖为季宗源。明正统景泰人张益、萧镃、邓韨也异口同声称为季宗源。帖前清英和题签,蔡世松《墨缘堂帖》、严信厚《小长芦馆集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同样认为是季宗源。今天,小子却对其提出否定,指出季宗源应当是季宗元。拙文发表后,赵孟頫给季宗元的另一札出现,证明了本人的判断。今天,将两札重新做一综合考证,一是为了使人对赵氏早年(壮年)的事迹行踪能有更详细的了解;二是对前文论及的事件及不同的意见做一更确切的回答;三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一札,从清代英和题签“松雪老人致季宗源总管二札真迹”到《中国古代书画目》的“行书致季宗源行书二札帖”都将此札定为二札。余前文考其内容形制,指出所谓二札实为一札。人或戏谓因余之考,赵孟頫与季氏的二札,变成了一札。今幸见松雪翁与季宗元本款之札,终于可以让世人知道,赵孟頫与季宗元确实还是有二札的。故宫藏宗源款札帖文如下:

宗源总管相公尊亲家阁下:孟頫近附便上候,当以达听。即日春气向暄,伏惟尊履佳胜。(小正书注:以上四行,明嘉靖年间按家乘填补),眷末均休孟頫饬累寓此,苟且(此行十二字,残半)度日,已及瓜而未代,见星而出,戴星而归,簿书期会,埋头其间,况味可想。复欲戏弄笔研如在江左时,绝不可得。凡此皆三哥在此所见,当能一一为尊亲家道,故不敢缕陈耳。三哥随不肖来,甚知相累,不肖受此苦恼,乃命所当然,而三哥因不肖故,亦复如是,负愧无可言者。久留于此,觉甚不便,今附因长老小师便,发其归家。唯是贫者无以为厚赆,极不安耳。因其行,谨此拜复。拙妇附此,起居诸位夫人不宣。二月廿六日,眷末赵孟頫拜复。

近见张萱《横笛士女》,金御府题,凡五人,精神明润,远在乔仲山《鼓琴士女》上。又李昭道《摘瓜图》,思陵题,真迹神品,绢素百破碎,山头水纹用笔圆劲,树木皆古妙。人物面如渥丹,马绝骏伟,世间神物也。破处皆绍兴间填补。又董元《江村春日》卷子,思陵题,青绿微脱落,山头皆不描,但描浪纹树石屋木而已,虽较唐画差少古意,而幽深平旷,兴趣无穷,亦妙品。闻有宣和题韩幹黄马一匹,未见,并此报知。

此帖内容,是向“亲家”诉说自己任期已满而无人接替,官事繁杂无聊,无暇像在江南时作书作画。信中提到一个人,“三哥”,应是同收信人有关的晚辈,因随作者在任上,跟着受“苦恼”,所以表示歉意。要趁“因长老小师便,发其还家”。发其还家者,是打发的意思,而不是请其还家。附因长老小师便者,是让这位小和尚顺便带走也。此处引人误解,以为是赵孟頫带着自己的三哥去做官。甚至推导,能带哥哥去做官,肯定是离家不远,由此便将这封信的写作年代,定在了江浙儒学提举任上。但是在赵氏其他书札中,凡称“哥”者皆是晚辈,而对自己的亲哥哥,则称“兄”,如“长兄”(赵孟頫《违远帖》)、“家兄”(赵孟頫《过蒙帖》)。信写到“二月廿六日,眷末赵孟頫拜复”,本来就算完毕了,但后又加了一段,通报近时所见名画。在《赵孟頫鲜于枢合册》赵书第三帖残札中,也有这种情况。本是对信札内容的补充。此帖清代英和签称“松雪老人致季宗源总管二札真迹”,帖后的明清人诸跋者也都称为“二札”,但这一段无法单独成为一札,而应是同一帖的一部分。因为它同札的前半是写在同一张纸上的。同一纸上而没写上款,怎能单独成一札呢!

元 赵孟頫 行书致希魏判簿札 台湾地区藏

此帖从书法风格上看,应属于早年或壮年时书。具体时间是前至元未到元贞初。因为它同《与郭右之二札》《与丈人节干、月窗判簿二札》《赵鲜合册》第三札、题欧阳询《梦奠帖》、题《五牛图》第一段、《为叔亮内翰跋兰亭序》等帖有其发展连贯的相通处。

此帖前有吴希纯隶书引首、英和题签,后有张益、萧镃、邓韨、卞时钦、卞时锴跋。其中张、萧、邓三跋,涉及此帖中的考订,故也只好抄录如下:

国子学录海虞季君廉辅,出其家藏赵文敏公与其五世祖蕲州路总管宗源尺牍二通示予。且言季氏其先为开封人,有讳陵者,其十三世祖也,宋建炎间为太常少卿。从南渡,遂家苏之常熟,代有名官,故七世六世以及总管,皆与赵氏缔姻,而所得文敏公翰书最多。此二通,盖其父怡庵先生掇拾于兵燹之余者也。他皆莫存,是以特宝爱之。呜呼!先世遗物固为可宝。然因其物而得有以考见先世之懿,此又人子之为孝也。敬书其后以归之。正统戊辰春二月望日,翰林修撰,同郡张益识。

元 赵孟頫 行书致季宗源札(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题季氏家藏手简后:

赵文敏公遗宗源简二首,国子学录季澡廉辅家藏者,间以示予。云:宗源五世祖,蕲州路总管也。家君教谕公授澡,且戒曰,赵季世姻家,所得书简独多,而今仅存此,世德赖以有考,宜慎宝之。澡仅志之不敢忘,丐书其后。嗟夫!文敏公风致高尚,一时翰墨。在今,虽他人犹视之拱璧,况当时瓜葛,而后之人得承其手泽者乎!廉辅受尊府之教而知所重,抑可谓贤矣,季氏子孙尤当称袭云。景泰二年五月中瀚日,国子祭酒兼经筵官泰和萧镃题。

赵魏公书世多伪笔,子闻淛东、西,江东,仿公书者四百余家,今以公手笔较之,始觉天骏行空驰骤,与凡马远矣。子尝谓公之襟情类晋人,不可溷以世务,仕非其所欲,亦不苟禄。词艺皆绝,能诗,变晚宋之尖新;文法欧阳修公之醇,则字法王右军、大令,旁入李北海。画视李龙眠、宗室彦骕。而以书画掩其诗文,以诗文掩其德懿,皆不足以知公,世之俚见每若是。予于其文最爱其尺牍,若其所遗海虞季公,可以观已。季公讳渊,字宗源,在元为蕲州路总管,博雅有清望。赵公以女适其子克兆,手笔及季氏尤多,克兆府君传□世为钦,字惟脩,鉴,字惟□,而此简归于族孙麟,字仁卿。其子尚德,再加治焉。嘉靖己酉九月既望,尚德偕宗世父子颛、惟脩子沾造予,请有言焉。其先请题于张学士士谦、俞史侍积之、萧祭酒孟勤三先生者,族孙通府廉辅也。海虞多宋元故家,而季氏之居文村尚有世望,族益昌衍,开敦诗礼,守此卷而不失。录其家系以示,词复详雅,裔孙何多贤也。魏公之书固高妙,此纸尤为精诣,乃松雪翁之《禊帖》,诗文画法寓乎简中,而公之清逸笃厚,亦于是乎见。魏公总管二公之缔姻,亦可考见,仁卿君父子与诸孙,宜谨视之。姻生邑人邓韨识。

此帖前段残,上款“宗源总管相公尊亲家”云云,据帖中的小字注,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季氏后人补的。帖后三明人题跋,也都是根据季氏后人叙述而作的,按说不会有误。张益、萧镃都说季、赵是姻亲,三人都说季宗源在元时做过蕲州路总管。赵氏亲笔部分也有“尊亲家”之称。而且他们中人居然说季氏七世、六世、五世都与赵氏缔姻。我们也姑且信之。但邓韨跋称“赵公(指赵孟頫)以女适其子克兆”,却是信口开河。欧阳玄所撰《赵孟頫神道碑》,赵孟頫女六人,“长适强文实、次适海道运粮万户费雄、次适李元孟、次适王国器、次适刘某。孙男二人,曰凤曰麟……”欧阳玄只讲了六女中的五女嫁与何人,而未言及六女。今贤有称“幼女婚嫁无考”者,或与此有关。但赵孟頫与中峰和尚六札中的后二札,都言及幼女夭亡事。后人将这两札装裱时颠倒了,言及幼女夭亡月日的那一札,吴荣光定为皇庆年间,今人皆受其影响。实至大二年(1309)书。本人有专考,赵孟頫称之为幼女,当然不可能有婚嫁事。所以并无一人适于季姓者。看来邓韨根据季氏后人叙说的“魏公总管二公之缔姻,亦可考见”,既证明季氏子孙对于自己的“五世祖”是没有“考见”,而数典忘祖了,也显示出邓氏的考见是有问题的。但由于这三跋都强调季赵缔姻,就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延伸。是否会是季女赵儿之姻亲呢?前面讲过,从艺术风格上看,此札是赵孟頫40—42岁时书。由《松雪斋集》卷七《管公楼孝思道院记》可知,赵孟頫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36岁与管道昇结婚的。此时有儿女亲家也不可能。因有人告诉我只从艺术风格上判断不可靠,所以或可以认为此帖书写的时间要晚得多—直至儿子中有能定亲之时。是否会这样,那确实要从本帖内容上考证了。

元 赵孟頫 行书致季宗源札(之二) 故宫博物院藏

帖中云:“簿书期会,埋头其间,况味可想。”证明是在做官,不是在赋闲。而“复欲戏弄笔研,如在江左时,绝不可得”。又非常明白地排除了他在江左即江南做官之时,也就是大德三年至大德十一年(1299—1307)任江浙儒学提举时。赵孟頫虽然在大德元年(1297)被任命为“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至大二年(1309)被任命为“扬州路泰州尹”,但他都是“未上”。这样,就只剩下在大都或者济南任上了。但是,帖中云“已及瓜而未代”,则证明他只能是在济南。“及瓜”典出《左传》庄公八年: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蔡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以后,“瓜代”“瓜期”也就成为任期已满,要由人接任的代称了。所以,只能是济南任上。如果不了解“及瓜”这一典故,还可以认为“簿书期会”云云,或是在大都时,因为就有人认为在济南已是“独理府事”,近乎“第一把手”了,不应“受此苦恼”的。从《赵孟頫行状》《元史·赵孟頫本传》可知,赵孟頫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被授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确实是郎曹官。《行状》也记有“桑哥为宰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听事,六曹官后至者笞”。赵也差一点被打了屁股。但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五月,赵孟頫就升任集贤直学士、奉训大夫(从四品)了。这之前,其书结态用笔风神面貌逊于此帖不少。这之后,则是赵颇为得宠之时,甚至“京师传公已入中书”。他虽然对元世祖对他的宠信心怀疑虑,但绝不是此札所说的“苟且度日”。杨载所撰《行状》、欧阳玄所撰《神道碑》以及《元史·赵孟頫本传》都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赵孟頫以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外放济南。这个衔,不是什么“第一把手”。元代地方最高长官是达鲁花赤,其次是总管,其下才是同知、治中、判官、推官,赵实际的职衔是“同知”,品级没有升,职事却繁杂多了。“兼管诸军奥鲁”,这个只有元代才有的官,所管之事非常烦琐。所以《行状》上才有平逃役者冤、“夜出巡逻”“强盗刺面,必自临视”等等记载。这对赵孟頫来说自然是感到厌烦的。特别是“不肖受此苦恼,乃命所当然”这样的话,子昂如没有甚不堪者,是不会这样说的。《元史》本传的一段记载,可做此时境遇的注解:“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城,乃解。”这一段,《行状》没有记,但它是此札中“苟且度日”“受此苦恼,乃命所当然”的屈辱感和无可奈何的直接原因。对于这种处境,赵孟頫极力想摆脱。那么赵氏是何时离开济南的呢?据《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元世祖忽必烈死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四月皇孙铁穆耳即位于上都。六月“甲辰,召翰林国史院修《世祖实录》”。第二年,即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赵孟頫应召修实录,离任的时间应是至元三十一年的下半年,甚至元贞元年年初。此札书写的月日是“二月廿六日”。那么,其书写时间就应当是至元三十一年的二月廿六日。正是届满而欲走不能之时。其《松雪斋集》卷七《程氏先茔之碑》有:“元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卷八《杜氏新茔之碑》有:“元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故成都路防城军民总管李公墓志铭》有:“当元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阙下。”都说是元贞元年至大都,三次言及元贞元年的蒙恩,可见其时离开济南,对赵孟頫是多么的重要和及时。对于赵孟頫此时的苦恼,同样可以在他给好友田衍(师孟)的信中看到。赵孟頫给田师孟的信原迹今不知下落,有四通刻于清乾隆御刻的《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内容从在京请托,初次到任,一般信函至不堪忍耐。从拓本上鉴,亦可知是真迹。今将其最后一札抄录如下:

孟頫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近专遣急足赍文书去,计程当已达。廿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不肖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实是难堪,唯当避之而已,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为上。浙西江东,今幸得仲璋见辟,全望吾弟力为用心,恳博陵及商公,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临纸不胜虔祷之至。鹿肉一脚奉纳,愧不能多。拙妇附致婶子夫人问礼不宣。孟頫顿首。十二月廿二日。

从信中所记时间可知,子昂是连发三札,其中后二札相距仅仅一天!从书法的用笔结体,艺术水准和风格上看,这一札同《与季宗源札》几乎完全相同。这里的十二月廿二日,当为至元三十年底(1293),早于季宗源此札的二月廿六日还有两个多月,这对于赵子昂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啊!信写得很明白,信中的人物一一可考,信中提及希望南去的地点,后来都得到证实。子昂以谗贼称之的人,就是那个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此辈早已被历史忘记,但后来被人广为传颂为官极一品、荣际五朝的赵子昂,曾有过这样一段困难的经历,却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元 赵孟頫 行书跋韩五牛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至元三十一年(1294),赵孟頫41岁。从《松雪斋集》中的《管公楼孝思道院记》可知,赵孟頫同夫人管道昇成亲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赵孟頫与田师孟的另一封信中,记有彪彪会念诗句的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孟頫给丈人节干札中也言及彪儿。因此可知其长子是生于虎年(寅)即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元三十一年时只有4岁。这样,也就排除了此帖上款季氏同赵孟頫此时有任何儿女亲家的可能。以赵孟頫至元二十七年生子,即便是每年一胎,那个幼女此时也没有出生。今有人猜测的指腹为婚,也是子虚乌有。

其实,古人以眷末、眷属、黍眷等自称者,其亲疏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既有关系直接者,也有沾亲带故要“考”才能找到根据者。赵孟頫兄弟八人,大德元年(1297)作《先侍郎仟表》时,下一代就有44人了。这里的“尊亲家”,很可能是以侄儿或侄女的关系相称的。

元 赵孟頫 行书论裴行俭书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下面要谈的是此札上款的人名问题。

季宗源,明人跋都根据季氏后人提供的材料说他元时为蕲州路总管。今查《关中人物志》《嘉靖常熟县志》有季渊,字宗淳,常熟人,博雅好古,以赏鉴称,仕致蕲路总管。与季氏后人所叙并不一致。

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庄蓼塘所藏”条:“戴嵩戏牛图,宣和御题,元吴兴孟氏物,后归季文彬宗元,今归庄。”按《云烟过眼录》称谓习惯,字在前,名在后。那么这个季宗元字文彬。但古人书札上款则一般称字而非名,而子昂两札皆书宗元(源)。这个名字,还见于米芾《珊瑚帖》《复官帖》后。季宗元一跋云:

北山御史去年以《珊瑚帖》遗宗元,今年又以宝晋所临谢太傅八月五日帖见寄,足以见御史公待吾弟兄之意也。二月望后一日,偶书于此卷尾。

御史公郭天锡跋,证明了这一点:

……宗元先生尝曰,酝酿六朝笔法,赋在笔端,余谓非吏部不敢当也……

由此可知,《珊瑚帖》是郭氏至元乙酉二十二年(1285)购得,后不久送给了季氏,但到至元己丑二十六年,便被施光远购去。今《珊瑚帖》《复官帖》后,施跋裱在季跋前是错误的,顺序应当是季跋、郭跋、施跋。郭天锡和施光远跋也都称宗元,或是《云烟过眼录》将名字相倒了。

由上述考证可知,这位季宗元是一个书画鉴赏家,吴郡人,这与此札内容是有直接关系的。赵孟頫虽然叙述了那么多苦恼,却仍详细地讲述近期见到的一些绘画珍品,从中也可以看出赵子昂此时虽困尘俗,境遇难堪,但仍能澄怀观道,江山卧游,不害性情。

元 赵孟頫 行书致丈人节干札 台湾地区藏

那么季宗元的“元”字何以被改作了“源”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年号别称”条记有:

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干支,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

原来如此!无怪元末画家赵元被改作了赵原;五代画家董元,被改作了董源。这一点可以从本札后半,赵孟頫通告所见书画的“又董元《江村春日》卷”可见,赵孟頫其他言及董元者,皆不曾书作“源”。其实明以前绘画著录书皆为董元。今传世董元名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后,元奎章阁臣僚虞集、揭傒斯、柯九思等众多题跋,亦皆书作董元。可惜由于明人恨蒙古的这一改,很多研究绘画的人(包括中外),反而以为有的画上写作董元是错的了。言及此可知,季氏后人补赵孟頫此札残缺,为什么写作“源”了。由于这一“数典忘祖”,那些明代的题跋者当然也就无从“考知”季宗元其人了。

本人的上述考订,因另一件赵孟頫给季宗元书札的出现而得到了证实。现将其文录下:


宗元总管相公尊亲家坐前。孟頫幸甚,得讬姻契。第以贫家,凡百不能如礼,谅惟知我,必不瑕疵。奉别以来。无非倾企,沿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十一月七日方至济南。领累苟安,皆出巨芘。济南山水□□(之胜)甲于山东,但官事烦冗,略不得暇,至今未能一游。拙妇附伸。

此札今藏美国私人之手,后似缺失了一两行字,所以不知具体时间。但称十一月七日方到济南,则证明是写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年底。

由此可知,赵氏得到外放任命后,并未立即赴任,而是先回到了吴兴。为什么呢?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赵孟頫与丈人节干、希魏判簿二札,可以帮助找到答案。台湾的姜一涵、陈葆真先生等已考证出是书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其中云“恐二老无人侍奉,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时间是这一年的“六月廿六日”。从赵孟頫给郭天锡的二札之一的《奉别帖》(藏于日本)中可知,赵孟頫“秋间”确实让妻儿回到了吴兴。帖中云:“不肖一出之后,欲罢不能。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累辈既归,孑然一身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知复何时可以侍教耶?”其书日期为“十二月廿九日”。《行状》谓“壬辰(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进朝列大夫,同知……”其札正书于任命前夕,也就是至元二十八年的年底。从语气看,尚不知外放的信息。《行状》叙其济南职衔后紧接上文云:“公独署府事,随事决遣。”让人感觉似乎很快便到任了。如果不是有这几件书札存世,人们是很难详细了解到赵孟頫这一年的活动的。在韩滉《五牛图》的题跋中,赵孟頫言及他得到此图的时间是“至元二十八年七月”。“明年六月携归吴兴重装。又明年济南东仓官舍题。二月既望,赵孟頫书”,证明在家的时间不短,还来得及装裱重要文物。

元 赵孟頫 行书论虞世南书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存世的欧阳询《梦奠帖》真迹赵孟頫跋可知,至元二十九年的夏天,赵孟頫是在吴兴的。其跋年款为“至元廿九年闰月望”,这一年是闰六月。

赵孟頫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一月七日方到济南。这在给田师孟的书札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前文言及的三希堂帖与田师孟四札之二云:“孟頫前月七日到济南,廿一日署贱事……”写其札的时间是“春后一日”,即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立春的第二天。

上面是对赵孟頫给季宗元的两件书札的考订,是本人赵孟頫早年书札考的一部分,也许对研究赵孟頫生平有一定的用处。

最后讲讲赵孟頫与田师孟的订交。从赵子昂与田师孟的信中可知,赵孟頫在处境困难时,是多么希望得到田师孟的帮助。从后来赵孟頫真的得到其一生任职最长的江浙儒学提举来看,田师孟确实在帮助赵孟頫的问题上是起了作用的。所以他为田师孟作的墓志铭说:“余与师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最深。”他们的订交也充满了传奇色彩:赵孟頫为田师孟母亲所写的《田氏贤母之碑》中记载:他初到大都一时在街上行走,一人忽然近前问他,“君非子昂乎?余曰:子谓谁?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为余?曰:闻诸鲜于伯几,赵子昂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师数年,未尝见若人,非君其谁!遂相与莫逆至于今。”

元 赵孟頫 草书致某人残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93年,我在湖州举办的赵孟頫书法艺术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讲演对此评曰:“靠人介绍能在几千里外认出其人,若非有惊人之貌是不可能的。当然,除了天生的仪表美外,还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极好修养,才能使气质风度不凡,否则是不会有这样的神采和魅力的。而这很大程度上又是优秀民族文化滋养陶冶的结果。这对构成赵孟頫的审美意识、艺术特征,特别是书法的艺术风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上2007年为参加“赵孟頫还乡展”从未完成的稿子中“拿来”应急的,而之后这篇文章也没有再继续完成。

当时要写赵孟頫早年书札还有:《致郭右之二札》卷之二(《应酬失宜帖》)、《致野翁教授札》(《兰亭考写毕帖》)、《致丈人节干札》(《除授未定帖》)、《致希魏判簿札》(《倏尔两岁帖》)、《致某人残札》(《报见书画帖》,《赵鲜合册》之一)、《致郭右之二札》之一(《奉别帖》)、《致季宗元札》(《到济南帖》)、《致季宗源札》(《苟且度日帖》)、《与鲜于枢札》(《论虞世南书帖》,《赵鲜合册》之一)、《与鲜于枢札》(《论裴行俭书帖》,《赵鲜合册》之一)、《与达观长老》(《惠书帖》)。(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二)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三)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四)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五)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六)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七)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八)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九)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十)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十一) 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 行、楷书翰札(之十二)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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