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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界定为研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关联的研究方法(图像志和图像学)。图像学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与哲学文献印证。而图像志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各种细节的详尽考察与记录。今天随着艺术史处理对象的范畴的扩展,用“图像”来概括艺术史显然就是不够的了。艺术史的对象不仅仅是平面的“图像”,也包括立体的“田野”。
邹鲁访碑三题
祝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2018年4月23日至30日,笔者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 (以下简称文研院)派遣,与本校历史、考古二系两位同事及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泠印社、近墨堂基金会等学术机构同侪约三十余人,参加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北大文研院联合主办的山东石刻考察工作坊。我们一行在山东当地著名书法考古学者赖非先生的向导下,先后考察了济南石刻博物馆,长清孝堂山汉墓及洪顶山摩崖,嘉祥武梁祠,济宁博物馆和萧王庄墓群,曲阜孔庙及汉魏碑刻博物馆,邹城博物馆及葛山、岗山、铁山摩崖石刻,峄山妖精洞摩崖,泰山岱庙及经石峪刻石等历史文化遗存,收获颇丰。所观摩的石刻,有些在此前曾经有机会考察过(如孔庙和岱庙碑群),但更多的则是早已心向往之的初次访问,新奇之余,诸多今后值得深究的问题不断在心头盘旋。
仍忆十八年前在美院编辑校刊《空间》时,曾编发大学同届同学衣雪峰君 《邹鲁访碑散记》一文。惜年代久远,对该文所述内容早已忘却,遍寻原刊竟不可得,而网上又不见此文收录转载。因仿其大体,成此“三题”,爰将此行主要收获概括如下。

“访碑”:一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访碑之成一种风气,盛于满清。初,有黄易(小松)等人发扬斯道以兴金石之学,复有吴大澂等人勒石为记以为壮游之志。但这一切都不同于现代学术研究。西学东渐以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理念和方法传入我国,古老的金石之学在 “罗王”及其后学的推动下获得新生,几成与重传世文献和秦系今文的“章黄”之学分庭抗礼之势。然而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研究方法远未臻于成熟。石刻史料之大量出土和研究,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情。但即便是在“兰亭论辩”这样因新出土石刻而肇始的学术事件中,郭沫若等人关于石刻史料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基于复制品(拓片或印刷品)而不是针对王、谢家族墓志的出土地原址和地层、堆叠等进行田野式的考古学、人类学观察。
近年来,有关书法地理学、书法考古学、书法环境-类型学研究不断兴起,为我们带来了新鲜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方法。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下田野,把书法史的工作领域从书斋拓展到书法作品原初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范式的启发,这些新兴学科不同于以往的文献研究甚至是“读图”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艺术史研究区别于一般的历史研究最具区分度的研究方法,而是走到田野中去——不仅仅考察碑刻史料上的文字内容和形象,更重要的是考察这些碑刻的生存环境、地理特征以及形制与装饰等早前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并且,这种研究方法越来越成为书法研究的主流和国际书法研究界的前沿趋势。

山东东平洪顶山摩崖石刻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近年来启动了中国境内佛教石经刻石实地考察的研究项目,并在中国学者的帮助和向导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此行所考察的大量石刻,均为雷德侯曾经走过的路线。犹记邹城的岗山是此行最难攀爬的石刻所在地,我们艰难攀爬上去又匆匆而返。不料竟被赖非先生告知,雷德侯曾携其团队来此,自备午餐在山上停留了一整天。雷德侯先生的考察成果,现已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陆续出版为图文并茂的大书《中国石经》。与他此前大量的美术史研究成果相比,这些成果似乎“问题意识”并不突出,也没有提出像他之前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模块化”这样影响深远的理论。但是,如果仅仅用“资料收集”来评价一个汉学家所做的工作显然又有些低估了他的成果,因为那样的话显然并不比一个本地的研究者更具备研究的条件。那么,究竟为什么他愿意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种资料性的工作上面呢?
我以为,这种田野考察工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民族志式的研究方法本身。以往,我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界定为研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关联的研究方法 (图像志和图像学)。图像学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与哲学文献印证。而图像志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各种细节的详尽考察与记录。今天随着艺术史处理对象的范畴的扩展,用“图像”来概括艺术史显然就是不够的了。艺术史的对象不仅仅是平面的“图像”,也包括立体的“田野”。如果说对于田野的研究也分为“志”与“学”两部分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起艺术史料田野考察的民族志。这就需要研究者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吸取研究方法,并结合书法专业的学科特点进行转化。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雷德侯关于中国石经研究现阶段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不宁唯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证经补史”之外,石刻史料自身的研究价值也开始受到重视。随着石刻史料在书法史研究中有越来越高的本体的研究价值,在今后,对书法石刻的田野考察将不再是一门独立于图像志之外的独立的学科,它将成为一切书法史研究者都需要具备的功课,一门带有某些基础性的学科。因为随着书法研究的进展,书法的外部研究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做到内外互证,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书法的本体。

山东邹城岗山摩崖

碑学:碑碣刻石何以成为书学取法对象
我们此次考察的石刻,以汉代至北朝时期居多。尽管经过了历朝的几次“禁碑”,显示出制度史对于艺术史的某种根本性的影响,但其实石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未断绝。不过大概令书写和镌刻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碑刻作品最初不是为保存书法而设,却在后世成为书法爱好者取法和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例如,我们此次看到的出于僧安道壹之手的大量佛教摩崖刻经,往往是出于两种意图:弘扬佛教和保存佛典,这两种意图哪一项都与书法本身无关。
因此,尽管我们今天把僧安道壹看作北朝时期一位重要的书法家,也把他的摩崖书法看作当时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实书法史上,真正取法僧安道壹的书法风格还是很晚的事情。其实这些石刻一直都在,并且至少到了黄易那里就已经进入文人的视野,但真正把它们作为书法史的取法对象还是很晚近的事情。我们看到,由于历朝历代的损泐风化,摩崖石刻的字迹在古代已经是很难看清楚的了。不像今天人们把“大空王佛”四个字或者经石峪涂成了红色甚至是金色,在当时作为石色的字迹,即便是刻画比今天更深,也是很难看清楚的。不要说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即便是刻意去看,也很难看清楚。即便利用光线等条件能够看清楚字形,在现场也很难做到像画家写生那样,直接对照石刻临摹。因此,摩崖刻石之成为书法临摹的取法对象,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技术条件。

山东泰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

首先是拓印的技术和材料。书法家创作的场所是在室内几案旁,而并非户外,所以通过某种方式将户外的石刻字迹通过某种技术方式复制到室内,才具备转化为书法家临摹取法对象的技术条件。在这方面,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无疑是拓片。拓印的技术在中国成熟很早,其实应该说也并不复杂。但问题是,拓印户外摩崖擘窠大字所需要的大幅且具有一定厚度的纸张,对于清代之前的人来说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奢侈品。而且即便是在清代,其造纸技术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发达,像《经石峪》和《葛山摩崖》这样大小的字,能够拓印一两个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显然是一种耗时耗力的行为。在当时,根本不具备今天这样大幅甚至全幅拓印的条件和设备。
而且,即便是像岗山这样稍小幅的一些石刻,能够进行整张(包括字法和章法)完整的拓印,也因其体量甚大,不便于临摹。因此,即便有了拓印的技术和材料,这些大型榜书作品之成为书家案头的临摹范本,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摄影术和印刷术在碑帖传播中的应用。众所周知,20世纪以降,由于有了石印和后来的珂罗版印刷等影印复制技术,书法传播和出版有了新的可能性。在世纪初,这种复制技术即已经应用于将摩崖石刻的拓片缩小、割裱、影印出版。以出版碑帖闻名的上海有正书局,就曾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缩印为上下两册,并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美术教育家李瑞清仿其字体进行题跋。这种线装的石印碑帖已经具备了案头临写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民国时期至今,临写《经石峪》一时间蔚成风气,临写此刻石并且以其风格进行书法创作者,其中甚至不乏刘半农、钱玄同等五四一代新文化人。摄影、出版对现代书法风格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作为“碑学”的提倡者,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等人就收藏了大量的拓片,并且在推广新式碑帖印刷品这一点上不遗余力,从而与“摹刻失真”的帖学对抗。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刻石的原初风格被遮蔽了。例如,我们在现场所体会到的地理环境和气势,就完全无法通过拓片传达。而整张拓片所具有的章法,也完全无法体现在割裱本中。更遑论原字体的尺度感和体量感,就更加无法通过缩小后的摄影术传达了。因此,通过印刷品临摹摩崖石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原作本身?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话题。

山东东平洪顶山大空王佛刻字(局部)

有关碑刻的保护:一个未竟的议题
参访过程中,同行人员也不断就碑刻保护的问题展开讨论。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量历史文化遗迹暴露在风吹日晒雨淋的环境中,许多字迹已经漶漫不清。有同行者表示,这些字迹的字口已经比自己数十年前来观看时感觉上浅了很多。即便是在室内,如曲阜孔庙、泰安岱庙的碑群,也缺乏像西安碑林那样的展陈和保护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对这些碑刻进行拓印甚至“翻模”的行为屡有发生。如果说拓印的行为对碑石本身损害不大,且此行为已经受到一定的规范的话;那么以雕塑工艺进行 “翻模”的行为就显得非常恶劣了。这种行为不但制作了大量的“伪拓片”,使拓片交易市场出现混乱;而且还在原碑石上留下了不可逆的损害。我们在葛山、岗山等地摩崖石刻访问时就看到,大量字迹上留下了由于“翻模”而产生的白色残留,对艺术品本身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有些碑刻由于受到了过度的“保护”,也给专业的研究者带来了不便。例如,我们此行访问的一些石刻,就因“保护”,而由“铁将军”把门。我们戏称,多亏此次有“地陪”陪同,一路开绿灯。否则,如果自己以旅游者的身份自行前来,很可能都无法做到与其中很多石刻作品的近距离接触。这种名义上为了保护石刻而把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的行为,也堪称是一种“懒政”思维。

山东邹城铁山摩崖(白色为复制者翻模留下的痕迹)

笔者的思考和建议是:第一,是否可以邀请由专业的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连同文保科技专家联合组成设计小组,对一些重要的摩崖石刻通过建立碑亭、遮蔽顶篷甚至就地建立博物馆等方式加以合理的保护和利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第二,是否可以通过立法或者地方法规的形式,严格禁止翻模行为,并对碑刻的拓印行为进行更加明确的规范,如对准许拓印条件、拓印资格和拓印数量进行可以量化的规定?第三,对违法的翻模甚至拓印后故意毁坏、揭走的行为进行无期限追责,通过公安机关立案的形式严格追究当事人和管理者、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以儆效尤。
另外,在展示方面,石刻的展示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不能随意放任游人动手抚摸甚至践踏石刻,同时也不能让游人 (包括专业的研究者)出于看不清的缘故而心生动手抚摸的意愿。笔者之前曾在泰山大观峰看到将“纪泰山铭”填涂成醒目的金色,而且填涂得非常准确,让观者对内容及字形一目了然。此外,此行我们也看到,像《经石峪》这样的作品,也被填涂上了红色的涂料而可以让观众阅读。而《葛山摩崖》等同样类型的石刻,字迹辨识就颇为不易。笔者认为,不妨在通过专家论证精心挑选不含腐蚀性的涂料并且请专业书法人士参与指导的前提下,以金色或红色,对部分摩崖石刻的字迹进行描摹,以利于观众保持一定距离来观看考察。

山东曲阜孔庙内张猛龙碑

当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在今天也成为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以上建议仍然需要通过诸多层面的论证。但是,以上问题的确是参访过程中长期萦绕在脑中的问题,作为专业观众,也应该有所发言权。其实,现在提出保护的问题,已经有亡羊补牢的意味了。例如,众所周知,邹城的摩崖石刻共有“四山”,但我们今天只能访问其中三山,其中一山已经连同山上所刻石经后来被毁,今日荡然无存。再如,我们在山东嘉祥武梁祠参观汉墓遗址时得知,当地类似这样的汉墓当年还有很多,“农业学大寨”时农民发现注水浇地时水流都渗入了墓道之中而无法完成灌溉任务,因此许多具备一定规模的汉墓都被用炸药炸掉,填充为土地。我们常常把二十世纪描述为“地不爱宝”,这些宝贝得以在二十世纪重见天日,理应受到我们的珍惜和利用。但是,许多文化遗产出土于一个不合宜的时间和地点,究竟是福是祸,难免后人评说。此时,我们把保护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当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历史事业。
最后,再次感谢北大文研院、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提供的宝贵机会,感谢一路同行的同事、师友的思想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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